6.强化国家能力提高美国自身科技竞争力

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大幅度提高基础科研经费，拟达到“冷战”时期最高水平。2021年3月25日，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上任以来首场记者会时说，政府正在计划“对美国工人和美国科学”进行巨额投资，以帮助确保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尤其是对中国的技术领导地位。美政府、立法和行政部门一致认同显著增加科学技术研究的投资，准备将经费投入重新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阿波罗登月”计划时期的最高水平。3月31日，拜登在匹兹堡公布了总额达2.25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计划”，其中，投入科技研发的经费为1800亿美元，以维持和强化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2021年4月8日，美参议院提出了“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要求拜登政府采取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以保护和促进美国“重要利益和价值观”。针对“中国制造2025”计划，法案还要求美国动用更多资金和资源，在核心科技领域阻止中国获得领先地位。2021年5月1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由两党两院四位议员提交的《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s Act）（以下简称《提案》），提出采取新的措施确保美国到本世纪中叶继续保持世界头号科技强国位置。《提案》提出，在未来5年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拨款1000亿美元，用于10大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

第二，改组国家科学基金会，加快基础研究步伐。国家科学基金会是美国联邦政府的一个独立机构，支持非医学的科学和工程基础研究和教育。2020财年度，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约为85亿美元，约占美大学开展的所有联邦政府支持的基础研究的25％。2021年3月26日，在民主、共和两党支持下，美国众议院提出的《授权2022—2026财年用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及其他目的的拨款》报告，将国家科学基金会预算从目前85亿美元提高到2026年的183亿美元，增加1倍以上，以加快基础研究的步伐。拜登政府“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与就业计划”中，提出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投资500亿美元，成立新的技术理事会，专注于支持半导体、先进计算、先进通信技术、先进能源技术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前沿创新。第三，拟制定新产业政策，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美国看到了中国的崛起，也认识到美国对中国关键制造业和自然资源的依赖，加之新冠疫情加深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预期，这些因素使美国对实施产业政策有了新的认识和“兴趣”。拜登上任伊始颁布的第一个行政命令就是旨在加强所谓支持购买美国国货的法案，要求联邦政府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和服务。接着颁布了联邦政府购买美国制造的清洁能源车辆的行政令，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在全球半导体短缺以及新冠疫情期间，拜登还下令对美国供应链的脆弱性进行审查。“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提出增加经费，增强美半导体技术实力，以减少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此外，国会立法者正在考虑启动其他“产业政策”，包括加快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生物制药等产业发展的政策，以保持美国产业管理的先进性。《无尽前沿法案》也建议，商务部在未来5年内再批准100亿美元，用于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中心，将其打造成为“全球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该《提案》正在接受审议，如果国会通过《提案》，将大大加快美科技产业化的进程。

可以看出，上述几个具体政策内容从特朗普政府一直延续到新一届美国政府，几乎很少有变化。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上台后，对特朗普时代科技政策进行了微调。微调方向是进一步增强与中国科技脱钩的精准度，同时最大限度降低脱钩对美国企业的影响。配合这一要求，早在拜登政府上台前，2020年11月24日，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表《对中美技术竞争与脱钩的把握》的报告。报告认为，下一届美国政府在继续出台此类举措前，“需评估这些政策的效果，最重要的是权衡安全与成本”。报告认为，对中国的技术脱钩给美国造成的风险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美国企业可能丧失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被其他国家企业有机可乘，损害美企长期竞争力；二是中国可能通过加强自主研发，借机摆脱对美国产业的依赖，对此决策者应全面深入评估和预测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三是中国也可能出台出口管制举措，如限制稀土出口。因此，报告提出“分类脱钩”的建议：美国在一些中国急需却又无法实现自给的核心技术上坚决对中国进行脱钩；而对于两国水平相当的技术领域不宜进行脱钩或出口管制，因为这无法阻挡中国使用该技术，“甚至可能使中国企业转向国内供应商，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该报告的主张以及近期拜登及其团队核心成员的言论可能预示：下一阶段美国政府对我科技脱钩可能更具有选择性、精准性，会采取一种所谓“小院高墙”模式：即对中国开放部分两国发展水平相当甚至中国部分领先的技术。但与此同时，圈定那些最为核心关键技术，对中国实现更为严密的封锁。

美对华科技政策内容及动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以来，国家未雨绸缪，针对美可能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提出了一系列应对策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明确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并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这也为更具针对性地反制美对中方以脱钩为基本导向的科技政策，更加有效降低美强制与中方科技脱钩带来的负面影响，指明了方向，为此建议：

（一）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一是在对美战略意图的判断上，从最坏处着眼，不对美国抱有幻想。中美科技脱钩不是美国政府与精英短期表态或政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方主动重启中美科技界交流与合作。实际上，美国政府与精英把当前对中国的科技脱钩，与对中国的全面打压一样，看成是复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争，是两种社会制度之争，是维护“美国优先”还是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争。这种矛盾短期内是很难调和的。从拜登政府的表态来看，美国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脱钩，只会因领域细分而更精准，只会因联合盟友而更有力。因此，我们必须抛弃幻想，真正把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点放在自立自强上。

二是坚定科技自立自强认识。美国启动与中国科技脱钩之后，国家一再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同样有一批人仍无法认清形势，持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于中美科技脱钩背景下中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产生了不小的干扰影响，必须坚定认识。

三是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领域攻坚克难。新型举国体制是应对中美科技脱钩、提升中方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与速度的必由之路。但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简单重复当年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新型举国体制不只是强调政府要发挥好在明确创新方向、布局基础研发、聚焦创新资源、创新制度环境中的作用，同时还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科技机构与大学）发挥主力部队作用，也需要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还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二）努力推进“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工程，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在美强制对华进行科技脱钩背景下，要如同提出“产业链安全”一样，明确提出维护“科技安全”。

一是聚焦重点组织国家力量聚力攻关。特别是要把解决芯片与软件这一“缺心少魂”问题当作新时代“两弹一星”工程对待，使我国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科技进度不因与美脱钩而遭受重创。中央政府要统一协调重大政策、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所需的人、财、物等创新资源，凝聚形成合力。目前在半导体领域，各地争上马，致使有限资源分散到成百上千个低水平中小项目。要下决心克服这一现象。建议由科技部与发改委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按照遵循规律、聚焦重点、目标导向原则，由协调机制整合安排，不能七零八落。现阶段，还可考虑仿效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成功经验，在科技部与工信部指导下，对半导体领域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二百多家主要企业进行重组，实现资源共享、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打造全链条创新。

二是在关键技术领域进一步尝试“换道超车”。美与中方强行科技脱钩之后，为中方“模仿式”与“跟随式”科技创新制造了阻碍。如果中方不去“主动变道”或者“换道超车”，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因此，必须主动尝试改变技术路线，突破传统思维，“换道超车”。如硅基半导体我落后美国10年，但正如上世纪中叶，硅基半导体材料取代锗基那样，可以探索使用碳基等新型材料实现“换道超车”。再如，深紫外光源受制于人，使用超分辨方式有望实现换道，解决国内急需及“跟跑式”问题。

三是在市场应用中不断完善与激励自主可控技术。用好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我国能够定义产品和标准的市场优势，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首台套政策、强制性标准等政策工具，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扩大国产自主可控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哪怕性能低一点，也要把自己的产品用起来，在应用中完善。当前，特别是要坚定不移推广国产自主可控芯片与操作系统的替代，为其创造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

（三）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开拓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新渠道

应对美国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仍然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吸取苏联“自立于国际主流科技发展潮流之外另搞一套”的历史教训，不断开拓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新渠道，以打破对美过度依赖的“单一来源”困局。

一是更加注重对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科技往来。尽管美国一再敦促其全球伙伴及其盟友跟进，一起打击所谓“中国技术转移战略”，但收效并不如设想的那么明显。因为在与中国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大多数国家享受到“双赢”的好处，因此，并未对与中方在科技交流、合作与引进方面设置新障碍。与此同时，国际上一些体量虽小但科技实力非常强的国家，亦是拓展我科技交流合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整体科技实力并不是很强，但在不少关键领域亦有“一招鲜”，同样应该予以重视。以半导体领域为例，按细分的32种技术产品，完全单一美国来源、美国占据完全垄断地位的只有一种，其他均有国际替代供给商。针对受影响的科研仪器设备，短期内可以选择欧洲或者日韩的供货商，寻找多家供货商同时联系，避免核磁、质谱、电镜等高端科研仪器发生因中美科技脱钩而断货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