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进一步认清形势，统一思想

一是在对美战略意图的判断上，从最坏处着眼，不对美国抱有幻想。中美科技脱钩不是美国政府与精英短期表态或政策，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美方主动重启中美科技界交流与合作。实际上，美国政府与精英把当前对中国的科技脱钩，与对中国的全面打压一样，看成是复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争，是两种社会制度之争，是维护“美国优先”还是主张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争。这种矛盾短期内是很难调和的。从拜登政府的表态来看，美国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脱钩，只会因领域细分而更精准，只会因联合盟友而更有力。因此，我们必须抛弃幻想，真正把中国科技发展的基点放在自立自强上。

二是坚定科技自立自强认识。美国启动与中国科技脱钩之后，国家一再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但同样有一批人仍无法认清形势，持一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对于中美科技脱钩背景下中国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产生了不小的干扰影响，必须坚定认识。

三是以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领域攻坚克难。新型举国体制是应对中美科技脱钩、提升中方科技创新能力水平与速度的必由之路。但新型举国体制不是简单重复当年苏联计划经济那一套。新型举国体制不只是强调政府要发挥好在明确创新方向、布局基础研发、聚焦创新资源、创新制度环境中的作用，同时还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科技机构与大学）发挥主力部队作用，也需要民营科技力量发挥在应用研究中的生力军作用，需要风险投资和企业发挥其在推进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还需要应用市场“激励相容”机制来调动科技创新链上各主体的积极性。

（二）努力推进“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工程，维护国家科技安全

在美强制对华进行科技脱钩背景下，要如同提出“产业链安全”一样，明确提出维护“科技安全”。

一是聚焦重点组织国家力量聚力攻关。特别是要把解决芯片与软件这一“缺心少魂”问题当作新时代“两弹一星”工程对待，使我国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科技进度不因与美脱钩而遭受重创。中央政府要统一协调重大政策、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所需的人、财、物等创新资源，凝聚形成合力。目前在半导体领域，各地争上马，致使有限资源分散到成百上千个低水平中小项目。要下决心克服这一现象。建议由科技部与发改委统一规划、统筹安排，按照遵循规律、聚焦重点、目标导向原则，由协调机制整合安排，不能七零八落。现阶段，还可考虑仿效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成功经验，在科技部与工信部指导下，对半导体领域数十家研究机构和二百多家主要企业进行重组，实现资源共享、合理分工、优势互补，打造全链条创新。

二是在关键技术领域进一步尝试“换道超车”。美与中方强行科技脱钩之后，为中方“模仿式”与“跟随式”科技创新制造了阻碍。如果中方不去“主动变道”或者“换道超车”，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因此，必须主动尝试改变技术路线，突破传统思维，“换道超车”。如硅基半导体我落后美国10年，但正如上世纪中叶，硅基半导体材料取代锗基那样，可以探索使用碳基等新型材料实现“换道超车”。再如，深紫外光源受制于人，使用超分辨方式有望实现换道，解决国内急需及“跟跑式”问题。

三是在市场应用中不断完善与激励自主可控技术。用好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自主创新能力，发挥我国能够定义产品和标准的市场优势，通过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首台套政策、强制性标准等政策工具，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制度，扩大国产自主可控技术和产品的规模化应用。哪怕性能低一点，也要把自己的产品用起来，在应用中完善。当前，特别是要坚定不移推广国产自主可控芯片与操作系统的替代，为其创造一个完整的创新生态。

（三）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开拓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新渠道

应对美国强制与中方进行科技脱钩，仍然不能关起门来搞创新，而是要吸取苏联“自立于国际主流科技发展潮流之外另搞一套”的历史教训，不断开拓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的新渠道，以打破对美过度依赖的“单一来源”困局。

一是更加注重对欧洲以及其他国家的科技往来。尽管美国一再敦促其全球伙伴及其盟友跟进，一起打击所谓“中国技术转移战略”，但收效并不如设想的那么明显。因为在与中国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中，大多数国家享受到“双赢”的好处，因此，并未对与中方在科技交流、合作与引进方面设置新障碍。与此同时，国际上一些体量虽小但科技实力非常强的国家，亦是拓展我科技交流合作的重点关注对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整体科技实力并不是很强，但在不少关键领域亦有“一招鲜”，同样应该予以重视。以半导体领域为例，按细分的32种技术产品，完全单一美国来源、美国占据完全垄断地位的只有一种，其他均有国际替代供给商。针对受影响的科研仪器设备，短期内可以选择欧洲或者日韩的供货商，寻找多家供货商同时联系，避免核磁、质谱、电镜等高端科研仪器发生因中美科技脱钩而断货的情况。

二是利用开源创新解决中美技术脱钩后我面临的技术难题。当今时代，前沿科技尤其是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范式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开源创新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创新的一种基本范式。以互联网领域为例，在互联网从诞生到蓬勃发展的50年中，开源已成为技术自演化的基本需求，任何人为的封锁均抵挡不住“码农”们对互联互通的渴望。这种开源生态以多样性和交互创新为基础，各种万能钥匙工具、黑客文化就是最好的证明。尽管美国意图通过常规手段实现技术封锁和关闭技术生态，但在新技术呈现泛在特点之时，反而将倒逼中国更快走向自主可控的开源创新和“双循环”的相互促进，从而在创新生态的进化之路上实现对美国的赶超。中国要尽快利用网络信息化时代的技术优势，依托互联网，建立自主可控的开源创客空间，自下而上、发动全球范围内科技力量共同开展科学研究。这种组织模式，在美对中方进行科技封锁，试图去中国化、科技脱钩的危境下，不仅能够部分破解国家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的难题，还能破解我国科研自我循环、科研体系与国际主流割裂的困局，对于重塑国家科技创新生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